经济观察报 社论 6月中旬，德意志银行发布名为《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的报告，对中国政府债务进行了研究。报告指出，2010年包括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地方政府债务以及铁路债务在内的政府广义债务为20.65万亿，以当年GDP计算的负债率为51.5%，其中尚不包括环保治理的欠账，以及或会在2013年达到18.3万亿的养老金缺口。

学界普遍认为政府的赤字和债务主要是为了增加政府支出以拉动经济增长，那么支出增加、债务加重是否真正起到了拉动经济的作用？换句话说，中国的政府支出是否有效率，如此之高的债务负担是否值得呢？

还是看看统计局的数据：1998年GDP增长率是7.8%，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第二年，这一数字下探到7.6%，直到2003年、2004年才逐步回升到10.0%和10.1%，此后两年一直维持在11%-13%之间，并在2007年达到峰值14.2%，导致经济过热；2008年也是同样，只是用药更猛导致经济波动更剧烈，当年GDP增长率为9.6%，四万亿刺激政策出台的次年下滑至9.2%，2010年也是突增1.2个百分点至10.4%，2011年因房地产调控政策趋严又放缓至9.2%。

一方面，为促使GDP增长率提高一到两个百分点，政府债务加重了10个百分点，且经济出现波动更频繁的迹象，这样的支出效率应该值得思考；另一方面，随着政府支出在经济活动中占据更重要地位，促使收入和财富在政府与公众、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分配发生了深刻变化。

数据显示，政府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正在逐年升高，2011年这一比重已达到28.8%。政府从整体经济活动中获益比例加大，直接压缩了企业和公众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额；富裕阶层则在通过持有国债、地方债券、房地产中获得资产性收入，或直接从政府投资项目中获得丰厚回报之外，也因赤字债务化避免了穷人会在通胀中遭遇的财富缩水。

“看得见的手”能带来管理的权力，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权力都会引发低效或者寻租，但一个能够全面干预经济的“大政府”，总是会或多或少存在于众多政府管理者的思维惯式里。早在数年前，政府就提出转变政府职能、变管理型政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要求，并通过包括国企改革、政企分开等一系列措施，逐步摆脱对微观经济主体的干预，但在很多涉及政府支出的大投资项目和垄断行业领域里，依然保留着相当的权威和控制力。

与此同时，政府希望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那麻烦就很有可能接踵而至。毕竟政府能动用的经济资源和公共资源总是有限的，如果不能对一些领域进行放权，用有限的资源来完成对保障经济运行更具长远意义的公共服务，很有可能顾此失彼，错失更有后劲的发展机遇。

明白政府的“边界”在哪里，对于减轻政府债务是一条值得考虑的路径。因为一个缺乏“边界”意识的“大政府”，更容易通过赤字和债务将当代人的负担转移给后代，轻则借新债换旧债，经济更加缺乏效率；重则因债务太重，偿债能力存疑，新的债务发不出去而导致某种意义上的“政府破产”。前文报告中所提及的养老金缺口和环境欠账，便是这种前人债务后人偿的典型代表，其实，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领域的长远欠账又何尝不是？

当然，如凯恩斯所说，“若从 ‘长远’来看，我们都会死的”；但是，哪怕仅从让我们当前和未来已可见的日子好过一点去考虑，似也已到了该在经济领域彻底厘清政府行为边界之时。